走上从警路，一生不后悔
年轻的时候，我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平时不用怎么出工，每天快活地行走在四里八乡，给大人娃娃们看个头痛脑热，还很受欢迎。那时的我，想着就这样“悬壶济世”过一辈子，也是不错的。万万没想到，自己这一生会与公安、警察结下不解之缘。
18岁那年，我已经是荆门县十里铺公社的“五好赤脚医生”。有次碰到公社的公安特派员到村里来办案，那时的公安特派员，“一个人一杆枪，管了一王方”，真的是威风凛凛。记得当时特派员挎着盒子枪走在路上，周围一片鸦雀无声，小孩都不敢哭闹。捉到坏人后绳子一捆，当场坐堂审问，犯罪分子老老实实交待，围观的乡亲们纷纷拍手称快。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，特派员的威风让赤脚医生黯然失色。以前游游荡荡平淡无奇过一辈子的想法瞬间消失无踪，另外一种“除恶安良维护一方平安”的精彩人生摆在了我的面前：我要当警察！
那个年代，农村的孩子招工特别难，当兵提干往往是惟一的出路。1970年底，我应征入伍，爱学习肯吃苦，8个月后就因为表现优秀入了党。在部队，我是“五好战士”，“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”， 但是三次提干，在政治出身这块都没能过关，因为爷爷当过国民党的“转甲长”。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统治下，农村十户一甲，没有人愿意给国民党卖命，只好大家轮流当甲长，所以叫“转甲长”。 就是因为爷爷做过这种“伪事”，直到77年4月从部队退伍，我都没能提成干。部队领导觉得可惜，专程送我回家，在荆门住了半个多月，协调好县政府对我按干部转业安置。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个选择，一是荆门县十里铺公社武装部干事，二是公社供电所党支部书记，三是县公安局公安干部。那时公安局叫公安干部，派出所才叫警察。我毫不犹豫选择去公安局工作。后来才知道，想当警察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，还有一道考核关在等着我。
在家等通知的时候，驻村的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和大队书记、村干部们突然找上门来，给我做工作，要我在还没招工的这段时间里担任村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、民兵连长，“不搞村里不放人”。原来，我们大队是武汉知青下放点。77年时，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已经快接近尾声，知青们能回城的都已经回城，剩下46个知青无心劳动，不服管教，“贫下中农”们都把他们当大爷供着，不用下地干活不说，还成天偷鸡摸狗打架斗殴，把村里折腾得鸡飞狗跳，大队干部们个个焦头烂额。
大队书记对我讲：“听说你小子在部队挺能干的，那你管管知青看。哪怕你明天走，今天也得干一天。如果你不招工是最好，反正我年纪大了，过两年你来当支部书记。”
话说到这份上，乡里乡亲的，没办法，不干也得干了。书记看我点头，嘿嘿一笑，从兜里掏出公社的红头任命书，闹了半天原来他们早有预谋。
“事不宜迟，明天就开知青大会宣布交接。”说完，书记几个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只留下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我。
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第二天在村场召开知青大会，毛主席语录刚念完，书记就急匆匆宣布由我担任大队民兵连长，然后说要送原民兵连长去公社新岗位，留下我一个人面对全场。后来才知道，大队知青大会就从来没认真开完过，每次开到一半，知青们就起哄骂娘，直接散场。
书记走后，会场马上炸开了锅。为首的知青喊道：“王连长，废话咱也不多说了。听说你有功夫，我们到外面“丢两跤”，么样？”
那时候，我们管蒙古式摔跤叫“丢跤”，年轻人碰到什么事不好解决，就在跤场上论输赢。当时我年轻气盛，1米8多的个子，在部队又吃过苦，知青的提议正中下怀。我给知青们讲好：“三局定胜负，输了听你们的；我赢了，对不起，你们以后就得乖乖听我的。”
结果上来我就连赢两局，最后知青中摔跤技术最好的一个压轴出场，被我抓住两个肩膀直接抡飞起来转圈，吓得他连连喊：“王连长我认输，快放我下来！”就这样一下子就让知青们服了气。后来我又想办法给知青们每人做了一套绿军装，组织他们走队列、刺杀、实弹射击、投掷手榴弹，知青们个个觉得新鲜、刺激，平时调皮捣蛋的都不自觉收敛起来，俨然成了一支纪律部队。公社、县里知道后都派人过来观摩，轰动了全县。
不久后，我接到公社手摇电话通知，命令我立即赶到公社。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来考察我，见面后对我说：“你的情况我们都听说了，小伙子有板眼，很不错，是块当警察的好料子！”这下我心里有了底，终于过了关，眼看就能当警察了！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。
1977年10月，我正式到荆门县公安局报道，分配到刑侦股。之后，我当过刑侦民警，当过派出所所长，当过巡警大队长，直到从分局政委的职位上退下来，组织上信任我，又要我常驻医院协助调解医患纠纷。这么多年，我手底下大案要案办了100多起，判死刑枪毙的就有6个，没有一起冤假错案。受我的影响，女儿也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。
30多年从警生涯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顿晚饭。那是2000年的一天，我和同事们开着吉普车去乡下办事。回城途中突然下起瓢泼暴雨，土路被水一泡成了泥浆，车子走到半路陷在泥里动弹不得。正好路边有户人家，我去喊乡亲帮忙，这家30多岁的小伙子看见我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王所长，您不认识我了？”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以前被我打击处理过的一个人，当时觉得很是尴尬，谁料到小伙子对我说道：“王所长，您是我的恩人啊！幸亏您当时拘留我，教育我，我才改邪归正。您不知道，后来83年的818严打，我们那几个还在混的全部都被抓进去严判，就我一个没事。要是没有您，我哪能建起新房子，哪能有今天！”他要妻子把我们死死地留住，自己穿蓑衣戴斗笠，挎个竹篮蹬起自行车就走，顶着暴雨狂风骑了30多里路到荆门城里买菜。回家路上又一路请来大队村里干部、亲朋好友来陪客，真心实意地请我们吃饭喝酒。
这是我一生中最欣慰，最有成就感，也是感触最多的一顿饭。我常常想，公安干警、人民警察长久以来的威信，使得淳朴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容易满足。哪怕并不是刻意对他好，仅仅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，从而教育了他，保护了他，他都不会忘记感恩，会真诚地拥戴我们。那么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自己的事，不去保护我们的群众呢？每个人的能力素质不一样，时间和精力也有限，就算为老百姓做不了多少好事，但我们也绝不能不做事，更不能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！
（讲述人王荣洲，湖北荆门人。1952年出生，1970年12月入伍，1977年10月参加公安工作。历任荆门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、巡警大队大队长，荆门市公安局掇刀分局政委。2012年6月退休。现返聘驻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警务室，协助调解医患纠纷。褚潭辉整理。）